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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中的用人之道

文章来源:北京日报   发布时间:2017-04-10    点击数:
  通观《资治通鉴》可以发现,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,并以“臣光曰”形式的议论,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总结。

“德者,才之帅也”:只能以德统才,不可以才胜德

《资治通鉴》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,司马光为了论述其关于用人标准的理论,在叙述三家分晋的事件之后,追述了五十年前三家灭智伯之事,并由此引发了一段长篇的关于才德关系的议论。

原本是智家的势力最大,为什么没多长时间就被赵家消灭了呢?司马光通过鲜明的对比,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认为,智伯之所以亡,关键是“才胜德也”,智氏在选接班人的时候,过于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。司马光接着对才和德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定义,“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”。在司马光看来,才和德的高下轻重,昭然若揭。在二者关系中,只能以德统才,不可以才胜德。司马光接着按照才德之有无及其相胜关系,分人群为四等:才德全尽谓之“圣人”,才德兼亡谓之“愚人”;德胜才谓之“君子”,才胜德谓之“小人”。至于取人之术,则是“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,与其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”。

唐文宗太和八年,面对牛李党争的困局,唐文宗感叹“去河北贼易,去朝中朋党难!”在司马光看来,这是唐文宗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,“朝廷有朋党,则人主当自咎,而不当以咎群臣也”。他批评唐文宗总想在臣僚之间搞平衡,发生争端的时候,不问对错,各打五十大板;或者明明知道对错,也不敢表明态度,支持正直公忠之士。

“先器识而后才艺”:推崇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

在政治生活中,一个人的德还体现在器识上。一个具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,才能真正称得上是“器识宏伟”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特别强调器识。在记唐代儒将裴行俭去世时,司马光又追述其担任吏部侍郎时“有知人之鉴”,通过裴行俭对包括“初唐四杰”在内的几位年轻士子发展前途的判断并得到应验的事例,突出表达了“士之致远者,当先器识而后才艺”的观点。

司马光看重器识,还体现在他对唐玄宗朝被人们称为“伴食宰相”的卢怀慎的态度上。因为自己的同僚是被称为“救时之相”的姚崇,气场强大,才能突出,所以遇到事情,卢怀慎都推给姚崇去拿主意,只是每天和姚崇一起吃工作餐。司马光记此事为:“怀慎与崇同为相,自以才不及崇,每事推之,时人谓之伴食宰相”。接着就为卢怀慎辩解,“崇,唐之贤相,怀慎与之同心戮力,以济明皇太平之政,夫何罪哉!”在司马光看来,实行集体宰相制的情况下,如果和心术不正、品行不端的同僚共事,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,不顾国家安危、不讲原则地附和他,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,这种人是应该批判的罪人。如果和你同僚的是贤者智者,你非要与其一争高下,甚至不惜采取阴谋手段,对其进行扰乱、诋毁,以达到分其权、窃其名的目的,这同样也是历史的罪人。司马光为卢怀慎辩解,强调的是,谦退也是一种气量和器识,推功于贤智之人以维持一个团结协作的领导班子,而不是处处去出风头抢角色,因此而被人们不冷不热地讥讽一句“伴食宰相”,这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

“用人如器,各取所长”:不求全责备,主张随器授任

在用人思想中,司马光对人才并不一味地求全责备,而是主张随器授任。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他非常注意选取那些“用人如器,各取所长”的言论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中最推崇的用人成功的君主当数唐太宗,其中最突出的是唐太宗驳斥封德彝错误人才观一事。唐太宗即位之初,就要求担任宰相的封德彝去考察和举荐人才,但许久都没有推荐一人。唐太宗诘问何故,封德彝回答说:“非不尽心,但于今未有奇才耳!”封德彝的回答暴露出严重的思想观念问题。人才在哪里?每个时代是否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?看似简单的问题,不是人人都能想得通的。此前,唐太宗就一直为难于发现人才而苦恼,给事中杜正伦乘机对他说:“每一个时代都一定有人才,随时都可以用,岂能等到梦见傅说,遇到吕尚,然后才求治理国家吗?”傅说是传说中商王武丁时的贤人,吕尚就是姜太公,是周文王时期的贤人。这句话点醒了唐太宗,为了发现人才,他下令中央各部门的长官举荐贤能,表示将量才任用。现在封德彝居然回答说满世界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才,唐太宗就理直气壮地搬出杜正伦的理论驳斥道:“君子用人如器,各取所长,古之致治者,岂借才于异代乎?正患己不能知,安可诬一世之人!”事实上,经过多次举荐,各方面的人才都陆续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,并形成了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人才班底。

“举之以众,取之以公”: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

选官与用人,除了讲究原则,还需要有制度的保证。唐代中期,由于德宗皇帝居丧,宰相崔祐甫获得了特别的授权,面对前任宰相常衮积压的大量人事安排,他放开手脚,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,就安排提拔了八百来人。德宗皇帝对他说:“人或谤卿,所用多涉亲故,何也?”崔祐甫回答:“臣为陛下选择百官,不敢不详慎,苟平生未之识,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。”不认识的人自然无法知道其才能德行如何了。崔祐甫的做法是任人而不任法,凭着皇帝的信任,本着一颗公心,在自己认识的人中大胆提拔任用。

司马光并不认同崔祐甫的做法,仅凭一人之力,熟识的人总是有限的,即使完全出于公心,也不可能没有遗漏。他提出的办法是,“举之以众,取之以公。众曰贤矣,己虽不知其详,姑用之,待其无功,然后退之,有功则进之;所举得其人则赏之,非其人则罚之。进退赏罚,皆众人所共然也,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”。这是司马光有关选官用人问题论述中最切近制度设计的议论,这样做既不陷于人情干扰,又可免于越来越繁密的规则的束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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